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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五大法系的划分和比较，明确提出日本法律应该向罗马法系学习。

强调事后补救的治理方式，令数字产业在整体上面临事与愿违的风险。大型平台的合并可能在某一时间段被禁止后又被鼓励。

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数字应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风险无法根除。通过关注到不同意义结构所具有的更多可替代性，法律创生用一种相对脱离情境的方式实现决定生成的抽象拓展。在主观权利构造层面，现代权利救济制度的逻辑是在不平衡的势力对峙局面中补强弱者。（二）面向未来的灵活时间观感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使得完全着眼于过去或当下的治理模式，可能将因为欠缺对未来的考虑而无法有效应对数字风险。互利互惠和连带责任互为因果，成员们会以所有他者的愉悦最大化或痛苦最小化来约束自身，甚至可能将惯常的行为模式提升至角色发散的道德水准。

具体而言，法律解释将在四个方面促进理念—规范—裁决的具体化过程：一是在寻求决定的结构化语境中确认规范在时间上的有效性。在宏观层面，需通过对特定道德基础的重述以构建较低容忍度的行业共识。即使在原有的方法论体系中，法政策考量也只是散见于各种方法论规则之中，所以就会产生法政策考量在方法论体系中的必要性问题。

前述作业框架的作用更多在于澄清，在于以共同的问题关怀将一些散漫的讨论归拢在一个主题下。也正是在这个区分的意义上，法官进行的根本性、战略性的法律续造被德国主流观点拒之门外，那些小范围的法政策目标选取也获得了相应的讨论空间。所以，并非所有的后果论证都是法政策考量所需要的，使它们得以区分的步骤就是预先对法政策目标的选取，法政策目标的选取为后果论证设定了方向。另外，法政策和法政策学的表述大多都译自德文Rechtspolitik，这种重合使得法政策学在德语文献中也变得难以捉摸。

所以，不只要关注手段与目标之间是否具有正相关关系，也要关注预设的因果联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2.作为后果论证的法政策考量法政策学关注法律的实效，在目标—手段思维下借助预设的因果关系通过法律规定来追求特定法政策目标的实现。

（一）法政策学与法教义学的关联在形式法治国的预设下，国家的全部活动要么体现为颁布制定法，要么只是根据制定法和在制定法所包含的授权框架内来行动。例如，基于理性经济人的预设，中国的立法者通过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的做法，增加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成本，以期减少相应行为，从而达到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法政策目标。他通过建立一个交易双方以及第三人的交易模型，然后根据物权无因性进行抽象的逻辑推理。正基于这种二分思维，学者们会使用法律政策一词来指称调整某一事项的法律与政策规定的总和，但这种用法并不是本文所指的法政策。

四、法教义学中的法政策考量教义学中抵制法政策考量的声音并不鲜见。在法教义学的视野中，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具有其特殊性质与存在方式，这种规范不能被还原为事实和价值任何一个范畴。当人们将规范性和描述性视为区分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的特性之别时，法政策学既以目的论思维体现出规范性，又借助政策科学的概念框架呈现出描述性。乃至于李斯特的学生卡尔克（FritzvonCalker）就认为，法政策的目标选取与自然法更为接近，他认为，无论现实条件怎么变动，法政策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去探究并阐明，在何种同等的前提下，一个具体的规定能够被视为是客观正确的。

因此，法政策主张势必要在以宪法为顶点的实在法秩序所划定的范围内追求特定目标。但这些研究只是在大量单个研究的表面上的拼接，进而在名称上合称为刑事、民事或者法政策学。

但相反，法政策的活动内容体现在对现行法秩序的质疑与批判之上，涉及对现行法规定的修改、废止，对新规定的创制等做法。但是，形式法治国的立场过于强调法律创制与适用的严格分离，这种观念在19世纪中后期受到了概念法学和制定法实证主义（Gesetzespositivismus）的影响。

以围绕物权无因性的争论为例，有学者就从手段目标的适配角度认为，无因性原则以及与之配套的不当得利制度，其法政策目标是保护交易安全以及第三方的利益，有因性原则以及所谓的善意保护制度的选择则优先保护物权所有人的利益。法政策考量也始终只能发挥边缘性与补充性的作用。1.作为目的论要素的法政策考量每一个目的论的制定法解释都会回溯到法政策问题。刑法中的分离和贯通立场也能在民法中体现出来。民法学者使用法政策的场景，往往可以与教义学体系之外的价值考量替换，强调原则性价值与立法者的特别考虑之间的对比。要求法律解释关注公共政策的说法屡见不鲜，这些主张很大程度上都是对目的论解释的转述。

第二，当法官能够在一定限度内独立法政策目标时，这种目标可以用于对既有解释结论的佐证，也可能因与不同的目的论价值发生竞争关系而进入到价值权衡的环节。但是上述表达其实隐去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法官并不能自行设定独立的、批判的法政策目标，而是循着立法者设定好的目标路径进行考虑的话，提出一个额外的法政策目标概念就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它可以被随时替换为立法者目的。

 摘要：法政策是追求政策目标的法律规范，法政策学是研究法政策创制的学问。法教义学是围绕特定现行实在法的制定法解释、概念建构、与体系化所展开的规范科学。

对此的讨论已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不再赘述。对此，学者主张行政法不能全然走向法政策学，不然就一方面陷入政治纠纷中，另一方面使自己成为策略性学科，掉进以问题为导向的泥潭中。

但是裁判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无限延伸的后果链条会像水面的涟漪一样不断地超出预设的因果关系所能预测的范围，最终甚至导致在正向后果之外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这种目的论要素既可以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通过目的论解释的方式得到运用，如保障物权交易的安全性与效率性是立法者在设立物权公示制度时的首要考虑，也可以在法律续造的过程中充当目的论限缩或扩张的基础。因为面对社会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法政策目标也是多样化的，甚至会超出法学讨论所能涵盖的内容。所以问题就转变为，法官能够在多大限度内进行独立的目标选取？瑞士学者阿图尔·迈尔-哈尧茨提供了战略和战术的区分，战略意指长期的基本规划和包含全部基本要素的全面准备，只有立法者具有制定法政策战略的权利，进而决定根本性问题，制定计划，为司法机关指明大方向。

（三）方法论中的法政策考量在教义学体系中，法政策考量具体分为目的论思维和后果论证两部分，这分别对应于法政策学对目标—手段的目的论思维模式和对法律实效的关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刑法的刑事政策功能则是减少犯罪、起到社会预防效果。

而法官只能在立法机关划定的战略范围内，在小的、相对无争议的、或多或少能达成共识的领域内选择法政策目标。行文至此，可以对法政策学的内容作简要总结：第一，法政策学在概念论上将法律视为旨在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法政策工具。

所有的法政策学讨论都要与具体话题结合才有实质意涵，它可能以部门法为单位展开，从而形成刑事政策学、民事政策学、行政法政策学，也可能与具体的制度建构相结合。尽管法政策一词已出现百余年，但对法政策学的科学化建构却仍在探索之中。

在功能主义规制理论等不同的词项之下，其实都是行政法学者们对传统教义学思路的反思，与行政法政策学关心共同的主题——行政机关的政策创制功能。法政策学以法政策考量的形式参与教义学体系的建构，在法学方法论中表现为目的论要素和后果论证两个方面。此外，在行政行为与政治行为相互交织的风险社会中，行政机关作出的风险规制活动会涉及相关的政策选择。在默勒斯的表述中，与后果论证相关的模型有归谬法、经济考量、法不干涉琐事、确保结论的可用性、一般的生活经验及实证研究、事实的规范力，其中经济考量、法不干涉琐事分别是以经济收益和效率的提升为目标的，而一般的生活经验及实证研究、事实的规范力则是以提升裁判可接受性为目标的，由于这些目标不必然与特定的法政策目标相贴合，所以这些后果论证的模型就不是法政策考量所必然需要的。

但是，工具主义概念观会模糊法律与政策的边界，甚至以政策的逻辑取代法律体系的独立性。而哲学家边沁认为，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应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

相应地，法官进行的法政策考量不光要查明立法者的法政策目标或者在相应的限度内进行独立的目标选取，也要通过证明特定结论确实能够实现目标来满足法政策学对实效的关注，这就导向了司法裁判中的后果论证。第四，不同的部门法研究对法政策学有不同的关注点，民法、刑法学侧重法政策考量与教义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关联，行政法学关注行政机关的政策创制过程。

既有的中文文献在这个问题上顾此失彼，没有将法政策学的规范创制与适用面向这双重意蕴同时展现出来。法政策目标的设定与法律中的价值追求息息相关，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应该向何种目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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